中国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综合讯：（公民记者程敏报道）近日，一名“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半年外卖员”经历成为舆论焦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揭露了外送平台罔顾外送员的安全，并借由收集数据，分析外送平台的数据系统如何让员工面临高强度工作压力与安全风险。分析认为，外卖工作反映出的劳资失衡问题，应该问责的是官方。

▲图为2020年3月24日，一名外送员在北京的一个十字路口驶过。（图片来源：资料图）

       综合媒体报道，北大博士生陈龙对媒体自述，2018年他为完成博士论文，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送员团队中，花了5个半月的时间来体验外送员的生活，他在完成的论文名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已在2020年底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一级专业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

       陈龙在内文指出，外送员的送餐时间不能超时，但有时外送员为节省时间抄近路道，外送平台的数据系统就会记录下来，然后变本加厉压缩配送时间。他举例说，有一次他曾前往人民大学送餐，该校规定外送员只能从北门进出，但北门有时离送餐目的地很远，于是他停下电动车，小跑从一侧门进入，抄近路，缩短送餐时间。原本外卖员节省的时间是用来休息或送更多订单，但这种自主性却被系统控制。结果，这一行为被电脑系统记录，再次缩短规定的送餐时间。

       外卖公司系统大调整的代价则由外送员买单。他指出，一旦超时，外送员轻则白跑单或罚钱，重则停号。停号意味着外送员半天至一天不能跑单，还得去做线下培训。陈龙分析，有时外送员为了避免超时送餐，甚至得面临“超速、逆向、闯红灯”等危险驾驶手段，才能赶得上系统默认的时间，这些也都会被压缩配送时间。“平台与零工经济就是一个牢笼，他（劳动者）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而大数据的垄断把骑手压榨到人类极限，成为了剥削骑手的帮凶。”是在试探人的极限，但外卖员却要自己承担任何风险。

▲外卖员面临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和安全风险。（图片来源：资料图）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据指出，在2019年上半年，仅上海市的快递、外送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就有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而仅在2017年上半年，上海警方提供的数据中，当地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送员伤亡。

       对此，陈龙也在论文中指出，即使外送员有所不满，也不知道要找谁来发泄，因为老板到底是谁，外送员也找不到，他甚至表示“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系统造成的。”

       陈龙表示，对于上述情况，外卖员的反抗力量是很微弱的；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外卖企业就会隐身，而配送平台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根据陈龙的分析，在这样数位管理之下，外送平台公司似乎没有直接控制外送员，但实际上是淡化了平台公司身为雇主的责任，还把劳资冲突转嫁到了系统跟消费者之间，好像不是外送平台公司应该负的责任。

       5月11日，记者引述一位匿名深圳劳工王先生（化名）的分析表示，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管理是资方加大剥削劳动者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大数据作为新兴事物，其收集和应用仍缺乏监管，短期内很难反抗技术对人的控制。

       美团公司曾于4月份表示，目前在平台上注册的外卖员中，接近一千万人是按单计价的外包员工，这些外包员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业险，而且是从佣金里扣除；一旦发生意外，将由商业保险承担，而商业保险仅包含保额六十万元的身故伤残险和五万元的医疗费用。

       2020年广州的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案例中，外卖送餐行业占8%，而外卖员在工伤认定和赔偿方面，却受到劳动关系的制约。

       评论员对此表示，“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会。（资方）他们不管骑手是怎么把餐送到的，只管你送餐的时间，通过收集数据来压缩价格。外卖骑手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力，面对强大的资方来谈判的话处于弱势。”

       评论员认为，中国对劳工权益的保护选择性失明，还加大对劳工自行组织的工会的打击力度。他说：“这个劳资失衡问题最终是要问责地方政府，既然党要控制工会、管理工会，就应该有责任让工人在公平的环境里工作。”

       长期为外卖员维权的北京“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4月份被当地公安局抓捕。陈国江曾组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微信群，帮助骑手解决交通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等，还多次组织罢工，今年过年期间他发视频揭露外卖员遭受的压榨行为，随即遭到当局打压。

       今年4月底，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的消息一度刷爆网络。当时也有媒体报道，王林12小时完成5单送餐，仅拿到41元快递费。他不禁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