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共财产,不过是有人日、没人疼的三等*女。今天要说的贵州省遵义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驻京办)购房多付款一案,就是一个活色生香的例子。
张抗美被迫发展成“张抗傅”
一九九五年遵义驻京办筹措三百一十万元在北京购置一处办公用房,不料一九九八年北京的一桩经济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爆出这三百一十万的房产实际上一百九十七点八二万即可拿到。之间相差的一百二十万哪里去了?多位国内著名法律专家、资深律师一致认为,被购房经手人“猫腻”了。经手人者谁也?原遵义驻京办主任胡光华先生和原副主任杨晓林先生是也。这正是:雪窝里埋孩子──早晚得露尸首。
且说此时胡已调回遵义,杨离京在外,上述经济案的办案人员到遵义驻京办来调查时,正赶上副主任张抗美女士出面接待。办案人员说“老区人民不容易,这一百多万应该追回,而且不难追回”,并提供了追回款的证据。而且,有八位北京律师联名愿为追回款提供法律援助。抗美女士真幼稚,不知腐败风浪恶。她原以为追回国资天经地义,也是职责所在,不料从此恶运缠身,直到如今已十二年。
怎么回事呢?驻京办的顶头上司,原遵义市市长、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先生(现荣升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之位),不仅不许追回多付的房款,而且残酷迫害这位张抗美副主任:撤销其职务,调离其在京的工作,停发其工资数月,克扣其为驻京办垫付的几万元报销款,直至发展到指使涉案人员集体殴打她(背部至今留有伤疤),谩骂(说她精神病)、威胁更是家常便饭。
这张副主任光看其“抗美”的名字就知道不是平头百姓,平头百姓谁家这么“讲政治”给女儿起名抗美!此女士乃是一位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的小女儿。一听驻京办发生这事,遵义市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老教授、原遵义老书记、老专员、老秘书长们不干了,几百人联名上书,要求严查此事。傅传耀算是捅了马蜂窝,可端的是离退休的凤凰不如在任的柴鸡,张抗美也被迫发展成“张抗傅”。抗美抗了三年,抗日抗了八年,这“抗傅”两头挂橛儿如今已抗了十二年,输赢还不见分晓。
遵义市纪委六次不实调查结论
后在各方压力下,虽然张抗美的工作、职务得到恢复,补发了工资,几万元款也在今年(○九)春节得到报销,可是该案一直悬而未决。二○○七年十二月由贵州省五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查证做出结论:张抗美副主任反映的问题属实,他们要请贵州省委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查办。贵州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在北京还带领联合调查组部份成员将这一结论向一直关注该案的李普先生等口头做了宣布。据说,联合调查组于二○○八年初已将此调查结果上报贵州省委,并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首肯。但奇怪的是又过去了近两年,该案仍未得到任何处理,涉案人员和包庇者仍然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张抗美和遵义支持她的老干部仍然倍感压力。
此前傅传耀曾利用职权,动用遵义大量的人、财、物阻止追回该款,使得遵义市纪委六次做出不实的调查结论。
“张抗傅”的正义行为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报刊、互联网昭昭有载。这些社会关注包括:一、政治局朱镕基等五位常委签字;二、革命老前辈张光昭(张抗美的父亲)、张黎群(张抗美父亲的老战友)、刘英(张闻天夫人)、于若木(陈云夫人)、杜子端等生前曾向原任和现任政治局领导递送材料;三、于光远、李普、李锐、何方、何家栋、张思之、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十位开明政治老人“基于对革命老区人民无比感激和匡扶正义的社会责任”,于二○○六年七月联名上书胡温,至今还在通过他们在党内的特殊“渠道”频频上书,并在网络上大声疾呼;四、黑伯理、杜导正等其他老干部及大批老干部子女也加入到关注的队伍中,任弼时之女任远征痛心疾呼:“张抗美要不是老红军子女,那不是被整死了!”;五、著名法律专家张思之、傅志人(两人皆为“四人帮”审判小组负责人)、单长宗、张泗汉、梁宝俭等和资深律师郭永昌、蒋援民等多年从法律角度关注此案;六、中央各部门的关注(二○○一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曾庆红亲自安排中组部某领导督促贵州解决此案,二○○八年初全国妇联召开所有副主席参加的专题会议讨论此案,多次发函致贵州省责成处理,保护张抗美的合法权益);七、《法制日报》、《工人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国改革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参考报》、《今日中国论坛》杂志及各大网络媒体记者的长篇报道。
十几年来,张抗美一方动用的部级干部据说不下半百之数,而且案子的是非本来犹如秃瓢上的虮子,那是明摆着的。可是望山跑死马,张抗美就是拿不到那个冉冉在望的正义。
找省委书记石宗源即可解决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讲了一个故事。一九八六年,胡启立、项南等五人访问西德,西德最大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报道“胡耀邦的接班人访问我国”。就是这么一个显赫的代表团,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党魁勃兰特却在路边一个普通饭店里宴请他们。所谓宴请,不过是一人点一个菜。当时饭店客满,他们就在旁边等待,直到空出桌位来。勃兰特告诉中国客人,不是本党缺钱,而是不能浪费,否则不可能赢得上台执政的机会。次日早晨,执政的基民党党魁、德国总理科尔与他们共进早餐。面包、牛奶、黄油、果汁等随便用(这是西方大小饭店早餐的惯例),每人另点两个荷包蛋。科尔先生不小心*子戳破一个荷包蛋,蛋黄流到盘子里。这位德国总理像德国工程师一样精益求精,用面包擦,最后抱起盘子用舌头舔,直到把流到盘子里的蛋黄全部干净彻底地送到肚子里。
二○○七年我在德国听到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住在德国的纽伦堡,日子过得不宽裕。一天突然动个念头:城市广场上那么多鸽子,何不隔三差五揣一只回家解馋?这样过了大约一两年,小两口想要孩子了,可妻子的肚子却总不见动静。到医院检查,生殖各器官都没问题。再检查体内化学指标,竟发现有避孕药残留。简直见鬼了!想孩子想得栽跟头儿,哪来的避孕药?医生便询问其饮食大概。他们食谱里的鸽子出现了。医生闻听此言“啊”了一声,原来为限制鸽子繁殖,城市的鸽子都是喂避孕药的。小夫妻急忙问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医生说先去市里接受处罚。小夫妻大惑不解,医生说:“鸽子是城市的公共财产,岂可个人捉吃?”小夫妻犹犹豫豫。医生说:“如果你们自己不去,我将向市里举报。”小夫妻忙去市里招供。随后医生为他们调理身体,不久他们有了自己的宝宝。
北京这边有明眼人说,其实遵义驻京办多付款这事压根儿不该绕这么大弯子,单单找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先生和他的同僚即可,告诉他们:不要拿贵州、拿遵义当三等*女,只管日,不管疼。是的,如果石书记和他的同僚像勃兰特、科尔那样爱惜公款,如果像爱护公共鸽子的德国医生那样珍爱遵义老区人民这一百多万血汗钱,遵义驻京办多付款这事早了了。
作者焦国标简介:焦国标,1963年生,河南杞县人。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报刊言论作家,杂文家。河南大学文学学士、古代汉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出版有《奉献与义务的边际》、《新闻之外的敏感》、《独立的悲伤》和《你根本吓不住人家》四部言论、杂文作品集,以及新闻史读物《名士风流——文化名人的报刊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