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综合讯：（公民记者何姗如报道）中国的中小学教师们在7月30日以前绝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因为做校外培训被列入扫黑与扫黄的整治范围。自从2018年开始“双减”（指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来，虽然风声日紧，但是今年7月29日以后，景况全变了。

▲7月24日官方正式发布的一份文件，几乎将中国的校外培训机构资本市场彻底关闭。图为北京一家儿童电脑培训中心外的家长和学生。（图片来源：资料图）

       5月21日，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的意见》，宣布不再批准新的中小学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此类机构一律改为非营利机构，此类机构也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7月2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该通知仅仅明确了体育、艺术以及技术教育等培训以外的其它学科，都属于“学科类”。这些学科按照今年2月以来的一系列文件，都属于严格禁止校外培训的内容。

       “双减”风暴下受打击最大的是依靠校外培训为生的教师群体和校外培训机构。自从今年2月到7月下旬，去年年底在香港上市的新东方市值下跌了87%，令人触目惊心。网络盛传新东方老板“俞敏洪哭了”。

       政策的力度令舆论哗然。这些政策都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名义出台，客观上或许会减轻一些家长的财务负担。但这样一刀切的行政管制做法也让很多人反感，认为家长应该有自由选择补课或者不补课，不是政府管理的范围。

       许多人关心“双减”能否带来真正公平的义务教育结果，普遍认为既然开班有严重的法律风险，那么一对一的培训将会作为富豪阶层的特供而盛行。据《财新网》报道，一对一的课程已经涨价到每节课（两小时）5000元人民币的水平。

       “双减”的措施和力度每天都在发展。8月5日，上海教委发布通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要作为必修内容成高中小学必修内容；8月11日，北京、浙江、海南等地规定义务教育禁止使用境外教材。

       使用哪里的教材，跟减轻学生作业并无直接关系。因而，此规定令人看到以后只允许清一色党制教材的教育场景。自此，人们似乎明白了政府的意图，关于是否能够真正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的讨论很快消失了。

       7月30日，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发文称，广东省要将校外培训治理工作纳入“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考核，把整治校外培训这件事情直接等同于扫黑除恶。

       同时，湖北“扫黄打非”办的微信公众号宣布湖北省多地的“扫黄打非”办公室介入当地的政治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把校外培训机构与黄赌毒以及非法出版并列。

       8月5日，一段视频在网络热传。一个便装男子一脚踹开一道教室门，二十几个学生在里面听课，踹门男子带着几个人冲进去厉声呵斥同时掐住讲课青年的脖子，推搡着他来到门外。网络炸开了，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认为教师不应该因为行政禁止培训就被当作罪犯一般对待。第二天安徽省含山县对此作出回应，称该场所无办学许可证，且严重违反含山县疫情期间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的规定。不排除是因为疫情管理去踹门，但是人们看到的是校外培训教师当着学生的面被粗暴对待。该教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欠债100多万元，也不会在疫情管制期间上课。

       政府强制力介入整顿校外培训，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双减”的认识。

       其实自从2018年开始，中央就开始谈“双减”。但是直到今年2月份以前，人们完全想像不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以至于国内外的资本在这三年中继续投入教培行业。不允许使用外国教材这件事情，同样不是新鲜事。2018年9月教育部就曾要求各地清查中小学使用的外国教材并纠正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

       国内外人士对政府此举产生多种不同的解读。国内许多人读了各项政策之后，认为这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生“三孩”而减轻生养孩子的负担的措施，也有人称这是教育“均贫富”。

       8月4日，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在的视频节目中点评道：“沿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在走，尤其是对教培一刀切、整顿饭圈乱象以及打击网游电子毒品这连环三招，我们看到它背后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了。这些领域都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与思想、价值观这些意识形态方面有关，另一是这些产业都是属于服务型产业。因此，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加强。”

       教育部以及各地最近颁布的通知，包括禁止使用外国教材、停止小学生英语期末考试，以及要求中小学加入习近平思想作为必修课，都印证了上述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