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山西讯:2005年7月,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发生一起恶意投毒事件,一家爷孙二人被两次投毒,最终不治身亡。当地公安迅速“破案”,认定下内村村民靳金保为投毒主谋。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下内村村民靳金保被警方认定为投毒案凶手,家人为他申冤至今。(受访人提供)
虽然证据存在巨大漏洞,靳金保仍在2016年底被判死刑,后改为死缓。15年来,他的家人不断为他申冤,公检法人员最终承认案子有问题,但没人愿意去解决问题。
“半傻子”承认投毒 靳金保无故成幕后主使
2005年7月12日和24日,下内村一户人家被人两次下毒,其中爷孙俩不治而亡。经被害人家属举报,同村青年郎前庭于8月15日被警方抓捕。
郎前庭很快承认投毒,称自己受靳金保所指使。同天中午,靳金保被警方带走,并在办案机关(壶关县刑警队)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靳金保的儿子靳魏霖告诉大纪元,他至今不知道郎前庭为什么会扯上他父亲。郎前庭是村子里众所周知的游手好闲青年,“不是他干的事,他敢往身上揽;是他干的事,他敢不承认;就特别不诚实的一个人。”
靳魏霖说,郎前庭最初的供述和警方的侦查结果截然不同。他后来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和靳金保的供述,逐项推翻之前的口供,内容包括两次作案时间、地点、投放农药的地方、存放农药的工具,以及与靳金保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等关键信息。
在二审期间,郎前庭被做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结果显示他是“限制证人、部分证人能力人”,靳魏霖说,“老百姓通俗点说就是个半傻子”。
公安刑讯逼供 快速“破案”
根据靳魏霖讲述,投毒事件当时在壶关县是个大案,当地公安着急结案,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但是,他们的破案方法包括刑讯逼供。
▲“老虎凳”是公检纪手段使用的刑讯逼供工具。人被锁在椅子上连续数天,处于完全无法活动的状态。(网络图片)
靳魏霖说,郎前庭在公诉中多次明确表示“随便说了个谎话”、“被公安人员打的不行了,自己瞎说的”等等;父亲靳金保也在会见律师时透露自己遭酷刑。
靳金保8月15日被抓,8月25日晚第一次作有罪供述。他表示自己在这11天里一直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让睡觉,困了就被办案人员用烟熏醒;他每天只能吃一小碗饭,几乎不给水喝,有两次要小便却不被允许,只能尿在裤子里;他还遭多次殴打。
由于一直被绑坐着,靳金保的臀部磨破、下肢浮肿,他在十多天后被送往看守所时,脚肿得穿不下家里送去的布鞋。
靳魏霖说,靳金保受不了折磨,最后按照办案民警的提示“交代”了。“您要是去我们村随便问一问,甭管他是和我们家关系好的还是不好的,只要他客观公正去说,都说这个案子有问题。就包括被害人家也是,他只是没办法,人家公安机关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七年审理 死刑变死缓
2006年12月22日,长治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靳金保死刑,靳金保不服,提出上诉。
靳魏霖说,“这个案子在司法机关,审理就审理了7年时间,2005年案发,终审是2012年。在这个中间,山西省高院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长治市中院只是在刑期上做了一个改变,什么证据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把死刑改成了死缓。到2012年3月5号的时候,山西省高院就维持了长治市中院的有罪判决。”
但是,当拿到高院的第三次终审裁定时,靳魏霖发现这份裁定居然针对中院的第二次、而不是第三次判决作出。
“也就是说,从一个侧面认证了山西省高院的法官对这件事情就是在草菅人命,就是在糊弄老百姓,他连长治市中院判了几次判决他都没弄清楚。”他说,“也是稀里马哈地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申诉 上访 没人解决问题
靳金保今年70岁,目前被关押在山西临汾监狱。按照中共法律规定,被判死缓的人在刑满2年后,经本人写申请改判无期徒刑。
“我父亲就(因不认罪)没有写,他们找了个人替我父亲写的,写了提交上去,给我父亲减成无期了。”靳魏霖说,“(2014年)山西省高院的法官去临汾监狱给他改判,让我父亲签字的时候,我父亲就在上边先写了一个‘我冤枉 我无罪’,然后才写的名字。”
靳魏霖说,父亲在和他会见时聊得最多的就是申诉问题。“如果我父亲真的干了这个事,他也知道咱家里边有多大的出息,有多大的能耐。正是因为他没有干,他才一直问我,一直让我想办法去给他申这个冤。”
靳魏霖在这些年跑遍了各级检察院和法院。2016年,山西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明确地跟他说:这个案子如果放到现在的话,根本不会这样判。
山西省高院的法官对他说:这个案子有问题,但是你申诉也不一定能成功。“我的意思,我成功不成功也得申啊,我老父亲在那里怨着啊。”靳魏霖说。
2017年,他又到北京找最高法和最高检,最高法院没给书面答复,最高检察院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予受理。
出于无奈,靳魏霖和母亲、哥哥、姐姐及姑妈一起于同年到北京上访,去了中南海和天安门。他们被天安门派出所交给壶关县警方,截回后遭拘留10天。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罚决字[2017]000180号。(受访人提供)
“他(公安)说咱去非法上访、寻衅滋事,说北京市公安局有训诫书训诫我了。我说训诫书在哪,他支支吾吾地也没给我拿出训诫书来,也就是说,他拘留我都是非法拘留的。”靳魏霖说,“你只要不听人家的话,人家就都可以说你是寻衅滋事。”
这次上访后,靳魏霖被当地政府和警方盯上,每逢重大敏感日就被找谈话,以防他“乱跑”。
他说,“所有办我父亲这个案子的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还是公安机关的人员也好,所有人都是给我说,我父亲这个案子有问题,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给我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