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综合讯：（公民记者李净、易如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近期修改职务犯罪司法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案门槛上调十倍，同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大幅下调。有律师指出，此举变相纵容官员贪腐，是“以贪治国”逻辑的延续；也有北京市民形容新规是“公开鼓励贪污”，舆论骂声一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大楼（图片来源：截图）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该解释将于 2026年5月1日 起正式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 截图）

       新规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的，认定为“差额巨大”，进入刑事追责范围；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对应更高量刑区间。

       此前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关标准以30万元作为起点。调整后，30万元至300万元区间的差额，一般不再按照该罪名处理。

       与此同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则从6万元降至3万元。据“两高”解读，按最新司法解释，5月1日起，医生累计收受回扣达到3万元，一般即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不少评论认为，这种“一边放宽官员、一边收紧民间”的做法，加剧了外界对司法不公的质疑。

       吴绍平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最令人震惊的调整，就是官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案标准暴涨十倍，这是一个巨大的调整。

       他指出，所谓“财产来源不明”，本身就意味着相关收入与官员身份、职位并不匹配，“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这些来源属于非法收入”。

       在吴绍平律师看来，“提高立案标准，实际上是在变相纵容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这给了这些贪官污吏巨大的贪腐空间。”

       他认为，中央此举恰恰说明其长期“反腐”并未真正解决腐败问题。

       北京市民马煜（化名）也表达强烈不满。他对记者表示，提高官员立案标准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可以说是骂声一片。

       “这等于是在公开鼓励官员贪污受贿，把偷窃变成了抢劫，没想到多年的反腐，换来的竟是如此结局，这充分说明以前所谓的反腐都是在演戏。现在土匪的本性终于暴露出来了。”马煜说。

       吴绍平进一步指出，如果原来的30万元立案标准继续执行，“几乎没人不涉案”。他说，这恰恰反映出官场贪腐已经严重到官方不得不提高门槛。

       他将这一调整解读为中央反腐失败的铁证。他认为，这恰恰说明中央十余年的反腐并未真正解决制度性腐败问题。

       除了金额门槛变化，更引发争议的是新规扩大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

       根据“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

       对此，刑辩律师蔡雅奇在自媒体中表示，这等于一个民企老板和公职人员达成约定，送一百万给公职人员，哪怕还没送出去，纪检委也能向企业追缴这100万。而公职人员把100万退还给了企业老板，纪检委也应当向企业进行追缴。但“‘退还’怎么查明呢？那现金退还靠口供，没有退还也说你退还了。”

       他提出一种可能的执法场景：“纪监委把一个企业主留置，说你是不是想给公职人员送一百万，你要不说将要怎么怎么样。于是，企业主说是，我是想给他送，好，你想送没送出去是吧，那向你追缴一百万。”

       对此，蔡律师表示，“这个太可怕了。”

▲视频【刑辩律师蔡雅琦解读“两高”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指出部分条款“信息量巨大甚至可怕”.............】

       吴绍平则进一步警告，真正危险之处在于，这可能与公检法办案中的酷刑逼供结合。他说，在现实中，“很多职务犯罪案件本身就存在口供式定案的问题”。

       “一旦人在留置期间遭受酷刑，被迫承认某种不存在的交易关系，就可能直接产生财产被追缴的法律后果。”

       他以一个具体场景说明其危险性：假设张三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逼供，被迫声称王五曾承诺以房产行贿，而该房产实际上从未过户，“有关部门可能就会以此为理由，要求李四把这个房子交出来，作为赃款赃物进行追缴。”

       令人担忧的是，这套机制可能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会导致很多无辜的人被牵扯进去。”他说，“第23条司法解释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在吴绍平看来，更深层的问题并不只是司法条文，而是整个制度运行逻辑。

       吴绍平认为，官方长期存在一种“以贪治国”的治理模式。他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体制内就存在制度性特权，“加入这个体制就能得到好处”。

       而如今提高犯罪门槛，在吴绍平看来，本质上也是同一种逻辑。“等于是告诉这些官员：你们当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只要继续为这个政权卖命。”他认为，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在鼓励权力寻租。

       他指出，与国际社会普遍趋严的反腐趋势相比，官方此次做法明显反其道而行。他说，如果真正想治理腐败，就应该“严格约束政府工作人员”，而不是提高犯罪门槛。

       谈到更深层的问题时，吴绍平认为，官方体制本身导致了社会全面失序。他说，政府长期实行一党专政，权力缺乏监督，“整个社会变成了拜金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

       在这种体制下，官员利用权力贪腐、侵占资源、压榨民众，“把权力的变现发挥到了极致”。

       吴绍平形容，中国社会如今已不仅仅是“腐败”，而是“腐败到糜烂”的程度。“现在很多人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溃败。”他说。

       他认为，底层社会近年来频繁出现恶性事件、无差别伤害案件，也与这种社会环境有关。“人们对社会不满，却找不到正确出口，于是出现底层互害。”他说，“这是整个社会性溃败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