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陕西讯：陕西省西安市的刘兆林曾是一名商人，他当卧底缉毒16年，破获大量要案。然而，他最终因侦破一起有军方背景的毒案被构陷入狱，不明不白地死于看守所。多年来，妻子龚宝菊一直向公安和看守所追讨真相，却遭遇百般阻力；她的儿子也在2015年被当地公检法做实“贩毒”，判处无期徒刑。

▲龚宝菊和儿子刘云。（受访人提供）

       龚宝菊说，“我丈夫给公安机关当卧底干了这么十几年，最后又死在这个看守所监狱里头，最可能是我丈夫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杀人灭口？”她还推测，儿子的被陷害是当地公安机关为分散她精力，不再继续追查丈夫死因。

       龚宝菊向记者讲述，1981年，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我丈夫刘兆林在市场上和南方人走私了几块手表，被西安市灞桥分局抓捕。公安人员跟刘兆林谈条件，要他为他们工作，如不答应就长期关押他。“我丈夫怕，他们就给洗脑做工作，白天晚上地做工作，最后我丈夫答应为他们工作。”

       这份“工作”就是让刘兆林到缉毒第一线当卧底，假扮买主引毒贩子上钩。龚宝菊说，从1981年到1997年，即使掐头去尾地算，刘兆林也干了整整16年。“他们抓到的大案子，他们拿不下来，然后就在市场上抓人，卧底就扮买主搞人家。有时候挺怕的，人（毒贩）也要到家里来，那就到我家里，也有拿刀来的，也有对我们轻伤的。”

       1997年，刘兆林因侦破一名有20年军龄的军人倒卖毒品，自己反遭构陷贩毒，被抓入狱。

       龚宝菊说，“当抓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家里没人，把我家里全部贵重东西都拿走了。我回来后，家里一片狼藉。抓走以后，我第一次送衣服的时候，接见了。第二次我再去，就说没有这个人，找不到，问哪里哪里都不知道，最后等于是没有下落。”

       由于龚宝菊当时已经下岗，又要带孩子，又要谋生，还要找丈夫，她说自己“尽管没有要饭，其实已经过的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当时死的心都有”，很多事情就一直没查出来。

       “最后8年（后）了，从看守所被羁押人员一个笼子里出来的人找到我说：嫂子，刘哥死了。我说：啊？死在哪里了？他说：死在看守所里头了。”

       于是，龚宝菊又开始拿着仅有的凭证——刘兆林当年的拘留证，向西安市看守所和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要人。但是，没有人能给出正面答复，看守所最后威胁说：如果再去，他们就要把她关起来。

       “当时看守所没有通过我，就私自销了我丈夫的户口。”龚宝菊失声痛哭说，“一个20年军龄的军官牵扯毒品的案子，最后就把我丈夫（弄）死在看守所里了。”

       直到2015年7月，龚宝菊仍追着看守所要丈夫的死亡证明，但看守所死活不给。同年9月1日，儿子刘云就因“涉嫌贩毒”被抓，后于2016年7月14日被西安市中级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刘云一直不承认自己贩毒。2017年转入陕西省富平监狱后，龚宝菊去会见他，“我第一次见我儿子的时候，我儿子哭得气都上不来，说：妈，我冤枉，妈，我冤枉。”

       龚宝菊事后从法院调取卷宗，发现里面破绽百出，刘云无疑是被陷害。首先，刘云是2015年9月1日被抓，但其起诉书编号为“西检诉—刑诉（2014）22号”，即在案发前一年多的2014年，他就被“起诉”了。

       第二，根据西安未央分局诉讼卷显示，该案件的立案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即案发前14天就已“立案”。

▲法院卷内文书目录和刑事一审案件立案审查表（受访人提供）

       第三，在西安市中级法院的第（2016）陕1刑初49号刑事案件上诉移送函稿中，另一涉案人员刘龙（后被另案处理）的名字被改成了刘云。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上诉移送函稿，（2016）陕01刑初49号。（受访人提供）

       此外，刘云在请律师转交二审法官的陈情书中表示，他借给朋友、也是同案人员从凌涛的5万元是债务关系，并非公安定性的毒资。从凌涛只说家里有急事等用钱，他就借了，对他用这些钱来买毒品毫不知情。

       刘云还表示，事发当日，从凌涛说去陕西渭南市办事，让他开车相送，却没透露其它信息。他碍于面子一起去了，到渭南体育场后，从凌涛叫他原地等待，自己去办事，后提回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箱。

       开车回到西安的住处后，从凌涛让他先把箱子提上楼，自己去买包烟。他在等待过程中心生怀疑，便打开箱子查看，发现里面装有两袋白东西。他于是想找个公用电话报警，但刚下楼就被前来的警察拖到车库一顿暴打，一点没有说话的机会。

       随后，警察将他带到住处，确认纸箱内的东西是毒品，后给他戴上头套带到某处，用类似甩棍的东西第二次施暴。

       刘云写道，“一民警一心想把我办成贩毒，也就是他打我打得最狠的一个，他的警号是（014171）他们打我，在我皮肉之苦难耐之时，办案人员直接了当地说：‘像你这号贩毒的人就该死，一会审你时，赶紧承认你贩毒别耽误时间，我们还没有吃饭’等话。”

       先后4次审讯，公安只对其中一次录了像，明显违背办案程序。

       刘云最后问，“判我贩卖毒品，我从谁手里贩的毒品？又将毒品卖给谁了？”“判我运输毒品，取毒品时我没在场，当时又没打开箱子叫我看，我只看见从凌涛从远处提那一个纸箱子过来，我咋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民警到我住室查看箱子后，告知我说是毒品，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从凌涛他们到底儿干什么。”

       在另一份“案情反映”中，刘云表示自己事发时缺少法律知识，又非常惊恐，不知道按照公安引导的话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从凌涛的第一、第二次讯问笔录中也出现改口供的情况。第一次，他表示刘云并不知道他去渭南干什么；第二次，他改口说“他知道是取冰毒，并且是知道取他每克80元并付了5万元的冰毒。”

▲律师的质证意见。（受访人提供）

       刘云的舅舅龚强（化名）透露，从凌涛进入看守所的体检表上记录他腿上有伤。他们认为，这从侧面反映从也遭公安刑讯逼供，从而改口供陷害刘云。

       龚宝菊还指出，刘云尿检时一直被带着头套，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听到有个人说“阳性”。她要求公安提供对刘云尿液检验的全程视频，以明确他们对刘云尿液的检验是否做假。

       回想这些年为儿子上访遭打压的经历，龚宝菊委屈地哭了。她说，“他们绑架我，他们打我。”

       2018年夏，她被截访人员从北京截回。“我在车站等车，他们几个人架着我就给我塞到车里，把我浑身打得都是伤，然后把我拉到西安，他们说他们是执法的。”

       2019年9月中旬的一天，警察跳墙进入她在北京入住的旅社，把她押回西安后非法拘禁在某酒店的一间黑房子里。她说，“关了我39天，他们说不出什么名堂，就说让我先住到这里，最后就叫了8个男女，轮着班看着我，不让我出门。”

       2019年10月底，龚宝菊为了交材料再去北京，也再次被带回西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被拘留10天。出来后，她又被转到同一个酒店的黑屋关押一星期，期间被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专门管她的一名男性殴打。

       龚强认为，地方政府故意陷害刘云，使龚宝菊把注意力转移到刘云的案件上。“因为刘云毕竟还活着呢，刘兆林毕竟已经死了23年了，这不是转移这个路线吗？”他说，“现在唯一危险的就是龚宝菊，如果龚宝菊死了，那么刘云也将会被死亡。所以现在龚宝菊的人身安全是最危险的。”

       龚宝菊也担心当地公安和政府对她不利。未央公安分局现在时不时打电话让她马上过去谈话，如果拒绝，就会以“你过来不过来？！”威胁。

       龚宝菊说，“所以我现在挺害怕的，因为他们现在如果真的对我下手，那么我丈夫和我儿子的冤案，那真是石沉大海了，包括我，谁来替我申冤？谁来替我们这一家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