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腐败摧毁了华尔街，也让金融创新蒙上了一层阴影。应从体制上来保证金融创新不出现类似的问题，从体制上制约经营者们行为的短期化，并强化社会约束和社会监督。

       华尔街发生了金融海啸，一时间舆论哗然，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发表警世恒言：“金融创新毁了华尔街”，将次贷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产证券化。但是，我翻遍了所有的报刊杂志，发现许多问题都没有讲清楚。这次金融危机并不是源于风险最高的金融衍生品领域，反而是出在了次级债市场，这究竟是为什么？没有人详细地加以说明过。

       而在众多的文献资料当中，我认为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一篇文章题目为《论雷曼兄弟的倒塌》，另一篇文章是《“阿玛尼”们谋杀了雷曼兄弟》。

       前一篇作者认为：”历史证明，凡是在利益追求下贪婪本性膨胀的时候，人类基于理性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就会以创新的名义而被摧毁。”

       后一篇作者认为：“于是华尔街不再有忠诚，跳槽成了‘阿玛尼们’抬高身价的手段。他们大玩公司政治，把华尔街搞得腐败低效。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不再像老前辈那样安于赚承销、经纪和顾问的佣金。为了多赚快赚，早日拿上华尔街历史上最高的奖金红花，早日拥有豪华飞机游艇美女，‘阿玛尼们’把投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变成了低买高卖的资产价差，拼命吹起金融泡沫”。

       研究雷曼兄弟的发展史，很多问题值得探讨，例如：雷曼兄弟公司经历过192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并没有倒台，相反随着之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发展而迅速成为一个巨型金融企业，为什么当年雷曼兄弟公司实力稍弱的时候，大危机未能使它垮台，现在作为世界性的金融企业反而被次贷危机击垮呢？有许多学者认为，历史不可比，现在有了金融创新，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产品让雷曼兄弟倒台。我觉得问题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假如雷曼兄弟还活着，假如雷曼家族的股份还是被雷曼兄弟控股，假如雷曼兄弟公司不是上市公司而是合伙制公司？事情将会怎样呢？

       我认为是金融腐败摧毁了华尔街，也让金融创新蒙上了一层阴影。

       所谓金融腐败，我正在给他下一个严谨的学术定义，主要是指金融业的精英们不顾股东利益和客户利益，为了追求自己短期的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金融行为。突出表现为滥用一些数学模型，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用一些非经济学的语言来销售金融产品，为了追求快速致富而掩盖了风险，或将风险利用交易链延长的方法进行延时，使收益和风险不对称，快速致富后，拿到高薪奖励或佣金，跳槽一走了之，而不管身后洪水滔天。

       证券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但是往往高回报只表现为精英们的薪酬，高风险却留给了股东和社会。前几年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在牛市的时候，证券业的精英们大发其财，名其曰“按劳取酬”，熊市的时候他们的报酬并没有减少多少，可许多证券公司倒闭，国家用纳税人的钱补了近千亿人民币，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为什么说金融腐败是金融创新的杀手呢？

       金融腐败的经营行为，往往都打着金融创新的招牌。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因为任何金融产品都是风险与收益相对应的，但是金融腐败的经营行为将金融产品模糊化、神秘化，例如：次贷，他本质上就是一种债券，债券的风险是最小的，比期货、期权小得多，比股票风险也要小，但是他们用很多杠杆放大风险，将产品销售出去，经营者们拿到了杠杆放大的收益，但却把杠杆放大的风险留给了股东和投资者。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下降和利率上升使次级债风险暴露，但由于利用了金融创新的招牌，使许多人误将次级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金融创新。

       怎样从体制上保证金融创新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呢？

       首先，要考虑企业体制中最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从金融学的基本原理上看，债券、股票、期货和期权三大类金融产品风险是依次升高的，债券的风险最低，但是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从低风险的次级债券开始的，相反，巴菲特所掌舵的公司主要投资于高风险的股票，反而没有倒台，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是非上市公司，公司所有者能够完全控制公司决策，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合理的，能从制度上保证所有者有最后守住风险底线的决策权。华尔街投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近几年他们彻底抛弃了合伙人制度，上市后的股权极为分散，企业所有者的管理缺失使得经营者包揽决策权，CEO们为了自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薪酬，而将其手下精英们的薪酬一涨再涨，水涨船高，这些薪酬的计算都是根据当时的所谓收益，将风险完全忽略不计，或者延时给后人。雷曼兄弟等投行实际上是所有者缺位的投行，已经不是过去华尔街雷曼兄弟时的投行。

       其次，要从体制上制约经营者们行为的短期化。金融企业最根本的是靠人才谋求发展，而不在于它的资本金有多大。我想雷曼兄弟的资本金是很大的，也照样抵挡不住风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特殊的制度约束，将金融企业经营者风险收益对等，并且要从时间上防止经营者们拿到利润便跳槽走人，将风险留给公司，这仅从道德上进行约束是不够的。我一向赞扬希尔伯特·哈撒韦这样的公司，巴菲特是决策者，但他的全部财产都放在公司里面，他不可能为了短期的报酬，而出现金融腐败的行为。

       其三，要有社会约束，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的监督。对于金融创新，经济学家们和舆论媒体都有责任进行评论，这就好比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识别真假“猴王”，投资者就不会被所谓的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晦涩难懂的产品说明所迷惑。这一次华尔街出现问题，为什么没有出在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那里？许多私募基金从事风险最大的期货、期权的衍生品交易，但并没有出现问题，因为投资者知道他的风险所在，舆论监督到位。（常清/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