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义反腐网-《反腐廉政月刊》杂志社北京讯：（公民记者高锋报道）因被控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四年的维权律师余文生，3月1日在南京刑满出狱，获准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代表律师透露，余文生计划提出申诉，为自己讨回公道。

▲维权律师余文生出狱已返回北京。（图片来源：网络）

       余文生确定已离开南京监狱后，身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妻子许艳马上在社交网络平台公布喜讯，并发布通话录音。

       许艳：“你现在跟哥已经上车了吗？是可以回北京吗？”

       余文生：“对。回北京一会儿到酒店直接见你。”

       许艳：“欢迎你回来。我一会儿到酒店等你。”

       余文生：“好的。到时候车会直接开过去。现在在火车上。”

       许艳：“已经确定在火车上是吗？我换电话，我一会儿准备拿着衣服和水果去酒店等你。”

       余文生：“那就去吧，很快就到北京了，中午前后。”

       许艳：“谢谢你们。辛苦了。”

       余文生：“老婆，爱你呀。”

       许艳：“也谢谢一直关注你的（人）。”

       到了下午，许艳再发文说，余文生已到达北京，目前两人在一起，会先在酒店里住一晚，3月2日会一起回北京家里。

       许艳为余文生刑满获释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安排余文生哥哥到南京接余文生，同时也委托了申诉律师黄汉中到监狱迎接。

       黄汉中律师向记者表示，家属一直担心，余文生能否顺利回到北京。

       黄汉中律师：“一个是余文生律师出来后是否不让他回到北京。因为之前王全璋律师是在济南被控制了一段时间。江天勇律师到现在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余文生律师和前面几位律师的情况也不一样。他在外地没有居住地，户籍和居住地都在北京。恢复自由以后，从他个人以及家属的心情，都希望他能回到北京，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说，正因如此，许艳才选择留在北京。

       黄汉中律师：“因为许艳女士的故乡在江苏，所以如果许艳女士过来接，大家就想，如果有关方面让他们居住在江苏，那么就回不了北京，所以许艳女士就没有到南京来迎接余文生律师。”

       黄汉中律师3月1日早上来到监狱正门准备迎接余文生，却被通知，当局另有安排。

       黄汉中律师：“九点钟左右吧。，南京监狱狱政科的负责人告诉我，他是向余文生的家属释放，所以律师不需要代理。我很快就了解到，余文生并没有从监狱大门出来，直接被送到了火车上。”

▲2022年3月1日， 律师黄汉中（图）受家属委托到南京监狱迎接余文生。（黄汉中律师提供）

       余文生于2018年初发表修改宪法公民建议书后被捕，2020年6月，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通知家属，余文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扣减被羁押的时间，3月1日刑满出狱。

▲丈夫被吊照生计须筹谋 余文生妻子许艳开办法律咨询公司（许艳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黄汉中律师：“余文生律师曾表示，获释以后他会为自己寻求公正，希望律师配合进一步申诉。按照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对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和民事案件，都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申诉，要求改变判决。”

▲左图：营业执照显示，许艳是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右图：许艳透过为公司取名寄望丈夫能一切顺利。（许艳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曾为多名709事件被捕律师辩护的余文生，执业证4年前已被北京司法局吊销。妻子许艳去年申请成立法律谘询服务公司，获政府批出营业执照。

       许艳曾表示丈夫原本是商务律师出身，处理与知识产权和建筑工程等相关案件，不排除公司日后提供这方面的谘询服务。

       许艳说，余文生已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因此从开始申请就已经作好最坏打算。

       许艳：“我是担心他回来以后成立起来更困难，成立成功的机率可能会更低，所以我在他回家之前进行了成立公司这种操作。从准备开始着手办这公司到成立下来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我每一步都很紧张。过程中有时警车从身边经过。实际上我会担心他们是否已知道这个信息，随时会把这个过程中止，不让我成立，会有这种担心，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熟悉许艳一家的律师谢阳被“除牌”后也成立了法律咨询公司。他认为许艳的处理手法十分聪明。

       谢阳律师：”从营业执照看来（公司）并非采用余文生的名字。当局没有防范它，这样就很容易通过。现在很多申请都是在网上进行的。‘许艳’这两个字不是很敏感，但‘余文生’这几个字就比较敏感。如果等到余文生出来以后才去办理法律咨询公司会非常困难。”

       谢阳律师说，中国维权律师当下处境严峻，限制也越来越多。法律咨询服务可以填补漏洞，更周全照顾涉案人的需要。

       谢阳律师：”现在官方对律师的管控越来越严厉，禁止律师发声和披露案情。现在的律师可以说都是被‘阉割’，没有独立发言权。维权案件的战场可能不是在法庭，这一块我们就可以对律师业务做一些弥补。”